福建经济总量首次超越台湾 聊一聊台湾经济发展史
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台湾地区GDP初步数据为18.90万亿新台币，约合4.22万亿元人民币，而同期福建省GDP总量达4.23万亿元人民币，自有相关统计以来，首次超过了台湾地区。目前，台湾省经济总量在各省份中排名第9位。一、“十年超台”梦
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海西（即海峡西岸经济区）两大发展目标：一是到2012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或达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即全国最发达水平)；二是到2020年，闽台经济融合不断加强，促进形成两岸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其中，第二目标虽未明文“赶超台湾”，但学界普遍认为，中央实际上已赋予福建这一“重任”。
在这之后，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卢展工表示，海峡西岸经济区已上升为中国中央重大战略决策，再经过“若干年”(2020年之前)，福建经济总量将超越台湾。
2009年，也是海峡两岸实现“大三通”，即通邮、通航、通商的年份。福建与台湾仅仅一水之隔，是台湾同胞祖籍所在地最多的省份，更有“五缘关系”之称，即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将对两岸关系发展产生历史性意义。
但是这个目标在当时几乎没有人看好。1980年代福建的经济总量只有台湾的四十分之一；90年代初期，是台湾的十三分之一；2009年也仅仅是台湾的五分之二。相对于台湾而言，除了总量较低以外，当时福建经济发展还面临一些问题：
首先是经济结构。福建省当时还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比重持续攀升，第三产业的占比明显低于第二产业。而台湾于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80年代中期第二产业比重达到顶峰，在这之后服务业的优势地位逐渐加强。到了21世纪初，服务业在台湾经济总量中占比已经超过了70%。而根据2009年的数据，当时福建省第三产业占比仅为41.5%，比台湾低了27.1%，大概相当于台湾80年代的水平。
其次是教育科技水平。2009年福建省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占比为9.1%，而台湾省为19.5%，劳动力整体素质明显优于福建。2009年台湾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为6.3%，同年中国大陆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3%。因此，无论是从人才存量还是从潜力来看，台湾省明显要优于福建省。福建省的科研经费占GDP比重为0.94%，而台湾为2.77%，可见台湾省的科研投入也明显高于福建省。
然后是对外开放程度，2009年福建省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与GDP比值）为16.77%，台湾省外贸依存度高达99%。台湾属于高度开放的海岛型经济，其开放性远高于福建省。
当然福建省也并不是完全劣势，在人口数量、基础设施等方面还是优于台湾的。
那么，作为曾经“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是如何跌落神坛的？
二、蒋介石时期（1950-1975）：内部土改外部援助
1、土地改革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十分自责，在1949年1月21日发布引退书告，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蒋介石是一个惯于反省的人，他下野之后自然也没闲着。他在日记中反省到：“甚感乡村一切与四十余年前毫无改革，甚感当政廿年党政守旧与腐化自私，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此乃党政、军事、教育只重作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实行也。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主义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也。”他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没有贯彻“三民主义”，尤其是忽视了“民生主义”。而在台湾实现“民生主义”的重要一步，就是完成土地改革。
台湾的土地状况和当时中国大陆的省份一样，除公有土地外，地主占有大部分私有土地，大多数农民无地或少地，不得不忍受高额的地租剥削。据统计，蒋介石败退台湾之际，地主仅占农村人口的11.69％，占有土地却高达56.01％，农民虽占农村人口的88.31％，其占有土地仅为21.57％。农民向地主的交租率一般都在50％以上，有的则高达70％。
蒋介石把在台湾完成土改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心腹爱将陈诚。
1949年初，陈诚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以后，立即开始计划土地改革的工作。但是他并不想像共产党那样采用“打土豪 分田地”的方式，而是采取了更加平缓的方法，分三步走完成台湾的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
第一步，三七五减租。意思也就是从粮食总收获量内，先提二成五归农民，剩下的七成五由地主与农民对分。举个例子，假如收获了100单位粮食，先抽出25单位给农民，再从剩下75单位中抽一半给地主，一半给农民。那么农民获得62.5单位，地主获得了37.5单位，所以叫做“三七五减租”。结果就是台湾农业产量显著增加，农民收入大幅提高。许多原来的贫农开始购买田地，娶妻立户。一时之间，台湾农村称刚过门的新娘为“三七五新娘”，寄信时则纷纷购买邮局发行的“三七五”邮票。
第二步，公地放领。当时台湾省有五分之一多的耕地为公有耕地。这些土地原来为日本殖民者所有，台湾光复以后被国民党没收充公。这部分土地被陈诚以贷款的方式折价卖给了农民。土地地价为全年主要产物收获量的2.5倍，由承购农民分10年，20次，在收获季节以实物平均摊还，不负担利息。一直到1976年，即蒋介石去世后一年，台湾当局才将公地全部放领完毕。
第三步，耕者有其田。给地主划定了土地的最大所有量，超出这一标准的耕地由政府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三七五减租只是反对地主的高额剥削，减轻农民的负担，属于改良性质，而耕者有其田中的限田政策则削减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数额和面积，改变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意义。由于这一政策兼顾了地主的利益，地主不仅获得农民缴纳的地价，而且获得经营良好的公立公司的股票，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不少地主转身变为工商业主，投资于新兴产业。
总的来说，台湾的土改兼顾了农民和地主的利益，农民有了田地维持生活，地主获得了资本投资工商业，使得台湾农业生产增长迅速，为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美国对台经济援助
这一时期台湾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美国的援助。
1950-1965年美国对台援助款项实际达到14.8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所有受援国平均数的6倍，在受援国中位居第5名。美国对台援助的直接目的在于节省台湾的外汇消耗，弥补当时大量进口外国产品带来的贸易逆差。为了减少进口，台湾当局也没闲着，大力发展进口商品替代工业，同时采取进口管制，对进口品征收高额关税。
除了弥补贸易逆差，美国的援助还为台湾工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原料、机械设备和资金。这部分援助成为台湾最廉价的资金来源，扶植了岛内资本的成长。美国学者雅各比曾作过一番推算,认为“美援使台湾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提高一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使达到1964年生活水平所需的时间缩短30年”。就这样，台湾为60年代经济起飞准备了足够的物质条件。
3、60年代的战略转移与经济起飞
1960年以后,台湾的进口替代战略开始出现严重问题。其一,台湾岛内市场狭窄,进口替代工业产品销路不畅,造成工厂开工不足,失业率上升。其二,台湾人口增长过快,农业人口大量过剩,构成沉重压力。其三,台岛自然资源有限,能源和原料供应紧张,而且,1965年后,美国“无偿援助”改为贷款,并将中止。于是，台湾开始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以发展对外贸易带动经济发展。
第一，调整台币汇率。1963年9月28日台湾当局宣布汇率为1美元:40元左右新台币,这一举措取代了新台币随市场调节进行大幅度贬值的做法,使新台币的汇价趋近实际,并且此汇价一直沿用多年,促使更多企业转向出口加工工业。
第二，放开进口限制。台湾当局改变了以往对进口品征收高额关税的做法，放开进口限制，促进机械设备、工业原料以及半成品的进口。
第三，发展出口加工区。1966年台湾当局创办了高雄出口加工区，并提供税收减免、廉价土地和基础设施、简化行政手续等便利。出口加工区获得了极大成功。1968年底,高雄加工区大大超过原定计划指标。工业区的厂房全部售出,但岛内外企业仍不断递交申请。此后,台湾又设立了楠梓与台中出口加工区。
从此，台湾进出口总额急剧增长，形成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贸易格局。1966年，台湾进出口总值达11亿美元，1969年翻了一番，达到22.6亿美元，70年代前半期,更达到巅峰，年增长率接近40%。台湾经济真正开始起飞。
三、蒋经国时期（1975-1988）：顶住压力不断调整
1975年，蒋介石去世。临终之前，蒋介石并没有急于将位子传给儿子蒋经国，而是先传给了“过渡总统”严家淦。严家淦在蒋介石生前是默默无闻的“副总统”，蒋介石死后又成了默默的“总统”，除了扮演“宪法”上的“元首”角色外，对于重大决策决定，都与蒋经国密切协商，共谋解决之道。在接下来三年里，名在严家淦，权在蒋经国。
到了1978年，蒋经国接替严家淦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次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由此引发了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严重的衰退。台湾经济也未能幸免，在1973-1975年间,经济增长率由13.31%降至1.12%，贸易逆差达13.27亿美元，超过过去20余年贸易逆差的总和。“石油危机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现象，根本问题是台湾经济的结构层次太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加工出口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台湾应加速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面对经济危机，蒋经国实施“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升级”的方针，着手调整台湾经济结构。
1、70年代：十大建设
为减少海岛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改变轻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和原材料自给水平，增强台湾经济的应变能力，蒋经国于1973年12月25日“国大”年会作出重大决定:“以5年为限,列入管制,克服困难,加速完成中山高速公路、西线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台中港、苏澳港、桃园国际机场、大钢厂、高雄造船厂和石油化学等九项建设”。其后又加上1974年9月提出的核电站建设，总称为“十大建设”。由于所需经费庞大，需要大举借款，这一决定受到了国民党内外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蒋经国力排众议，甚至提出了“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的论断，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十大建设。十大建设占台湾总投资的百分比由1973年的4.5%，增长到了1976年的19.6%。
1977年，台湾又宣布在“十大建设”的基础上进行“十二项建设”，即完成台湾环岛铁路网、新建东西横贯公路、改善高雄屏东地区交通条件、完成台中港第二、第三期工程、屏东至鹅变鼻道路拓宽、扩建“中钢公司”第一期第二阶段工程、兴建核电二厂、三厂、加速改善重要农田排水系统、修建台湾西岸海堤工程、促进农业全面机械化、开发新市镇及每一县市建立文化中心。
70年代是台湾经济的转型与调整时期。在这段时间，台湾当局加强技术密集及资本密集工业的发展。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十大建设”还是“十二项建设”，台湾当局投资的重点领域是交通和能源。一方面发达交通网的建立极大改善了台湾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核电厂的使用也缓解了石油价格暴涨带来的经济冲击。可以说，“十大建设”承担了脱胎换骨的重任。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台湾经济还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台湾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2、80年代：策略性工业
台湾刚刚走出石油危机，就面临着从低级外向型经济向高级外向型经济的转变。当时台湾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是新科技革命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开始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微电子等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美日等国家的产业升级使得生产初级产品的台湾逐渐丧失了优势。
二是新兴国家和地区的有力竞争。在这一时期，被称为“亚洲四小虎”的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开始发展起来，凭借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奋起直追。同时，中国大陆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外资，经济增速开始反超台湾，也成为了台湾的强大竞争对手。
三是美国等国的贸易保护政策。1980-1988年，美台双边贸易严重失衡，美国1988年宣布对台湾等地区和国家的29项输美产品停止免关税待遇，新增95项产品进口税。此举使台湾每年受惠额减少12亿美元，减幅达37.5%，波及132项输美产品。此后,美国还要求新台币大幅升值,从而打破20年来汇率稳定状态，极大地冲击了台湾经济，大量中小企业因此破产。
四是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1970年代以来，台湾被联合国驱逐，而日本、美国等国家又先后与中国建交，改变了对台政策，“一个中国”被更多国家认可，台湾面临严重的国际孤立。而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岛内中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对于国民党政府采取的高压独裁统治越来越不满。再加上国民党内部腐败严重，政党政策僵化，高层老龄化加剧，长期通过高压统治剥夺人民政治权利，导致反抗的呼声不断增强，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党外势力”发展壮大，不断地挑战国民党的统治权威。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席卷亚洲，菲律宾、韩国、巴基斯坦等十几个亚洲威权政体在民主化浪潮和国内人民的运动中相继倒台，建立起了民主化国家，给同是威权体制且日益受到民众反对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带来了巨大压力。
台湾在80年代的经济政策是“加速经济升级，积极发展策略性工业”。1979年，台湾颁布了《科学技术发展方案》，将“科技兴台”作为未来台湾发展的主要方式，并决定每4年召开一次科技大会，研究未来科技发展方向。1982年，第二次科技大会召开，制定了“八大策略性项目”，分别为资讯、能源、光电、自动化、新材料、生物工程、肝病防治技术、食品科技。1986年。第三次科技大会召开，提出现阶段的科技发展目标，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开发研究三者并重，强调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采取技术合作、吸引投资等方式引进高科技工业作为策略工业。后来，台湾还兴建了新竹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推行“经营自由化”“经济国际化”“管理制度化”改革等。
在这一时期，台湾经济再次走出低谷，仍然保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产业结构得到调整，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显著上升，尤其是电子工业发展迅速，富士康（鸿海）、台积电、宏基等企业至今都有较大的影响力。
也是在这一时期，台湾GDP占大陆的比重不断提高，到了蒋经国去世以后的1991年达到巅峰。当时台湾凭借一岛之力，占大陆的GDP可以达到45%，亚洲四小龙的威名尚在。
四、李登辉时期（1988-2000）：民主改革后的落日余晖
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当天继任“总统”。李登辉即位以后，台湾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快。1991年，李登辉宣布正式宣布从次日起终止“动员戡乱时期”。1992年第二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增修条文”规定，“总统”的任期改为4年。1994年第二届“国大”第四次会议上，“总统”改由“公民直选”。因此，自1996年第九届起，“总统”、“副总统”均由台湾地区全体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台湾结束了长期以来的蒋家父子独裁统治，真正开启了民主政治。
而在这之前，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两岸打破了从1949年开始的38年的冰封期，民间交流日益频繁。
在李登辉刚上台时，虽然台湾GDP占大陆的比重达到了巅峰，但还是面临着种种问题。
一是货币升值，80年代末台湾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造成新台币大幅度升值，1989年新台币与美元的汇率已经从40：1升至25：1。
二是股票大起大落，巨额贸易顺差带来了大量外汇收入，岛内货币供给剧增，造成股市狂飙。1987年，台湾人口不过1900万，但股票开户总数达到了400万，开始了全民炒股的年代。1986年，台股指数刚刚破1000点；到了1988年8月，台股指数翻了整整8倍，超过了8000点。由于台股暴涨，到了1988年9月，台湾当局决定干预股市，宣布从1989年1月起开始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再加上政府取缔地下非法投资公司的影响，台股指数在1990年2月达到巅峰的12682点以后一路暴跌，到1991年2月仅为2482点，这是台股历史上最严重的崩盘。
三是生产成本上涨。1988年台湾人均薪资为5948美元，到了1991年就涨到了8473美元。工人工资的上涨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小企业开始将生产线外移。
在这一阶段，台湾延续了之前促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1990年，台湾当局确定了促进岛内经济发展的“十大新兴产业”，即资信、通讯、半导体、消费电子、精密器械与自动化、航太、高级材料、特用化学品与制药、医疗保健与污染防治工业。
1991年1月，政府颁布《促进产业升级条例》，明令新兴重要策略性产业，只要创业和扩张，就得以抵减营业税等税额，其中高科技产业受惠最多。
经过近10年的经济转型，台湾经济在自由化、国际化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产业升级也初现成效，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目前已达61.5%，其中信息产业发展尤为突出，其产值已名列世界前茅。出口产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电子、信息、机械、电机和运输工具产品已占总出口的50％以上。华硕生产的主机板，台积电的晶圆代工制造以及广达笔电代工市场占有率占到了全球第一。
但是，由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大陆对外资吸引力越来越大，台商企业的生产开始向大陆转移。为避免高科技企业大量外移，造成台湾丧失研发优势和资金失血，1996年，李登辉提出了“戒急用忍”的主张。他要求对高科技、5000万美金以上或者基础建设三种对大陆的投资加以管制。但是政策只实行了4年，李登辉就下台了。
虽然在这段时间里台湾仍然能以8.8%的平均增速较快增长，但是台湾经济已经有了下滑的趋势，其占大陆的GDP比重也从李登辉刚上台时的45%下降到了27%。
五、陈水扁时期（2000-2008）：WTO带来的福与祸
2000年，台湾举行第十任“总统”选举。国民党在此次大选中失利，民进党籍的陈水扁以相对多数当选台湾领导人。台湾第一次实现了政党轮替。
尽管陈水扁和李登辉一样都是支持“台独”的领导人，但在2000年12月13日，台湾当局还是批准了《试办金门马祖与大陆地区通航实施办法》，俗称“小三通”，两岸经贸联系更加密切。
2001年，美国爆发了“911”事件，全球经济又陷入了新一轮衰退。台湾经济也受到影响，出口严重受创，民间投资大幅减少，经济增速跌至-1.9%，为几十年来首次经济衰退。再加上产业外移使得就业机会流失，外来劳工争夺工作岗位，台湾失业率飙升，从1999年的2.9%升至2002年的5.12%。
陈水扁上台后，改变了李登辉“戒急用忍”的政策。两岸经贸政策确定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并于2002年开放了8英寸晶圆厂前往大陆投资建厂的限制。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电子公司前往大陆投资。在2002年，台湾前20名电子企业中有13家已经在大陆投资设厂，其中鸿海、达电、光宝科等大厂已有约8成以上生产基地在大陆，台湾母公司几乎全靠大陆工厂赚钱。
2002年1月，台湾以“台澎金马各别关税领域”的名义加入WTO。加入WTO后，台湾必须遵守相关规定，实施关税减让，取消非关税贸易障碍。加入WTO虽然加强了台湾的对外经济交流，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首先，加入WTO后第一年，台湾就面临着51亿新台币的关税损失。其次，加入WTO后，作为台湾经济主力的高科技产业开始面临着来自韩国的三星、LG等企业的强力竞争。以在美国市场为例，在1995年，台湾的市场占有率还接近韩国的两倍，而到了2005年就已经被韩国所超越。还有台湾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台湾虽然地方狭小，却有着多达2700家银行。数量过多意味着竞争激烈，同时意味着这些银行规模过小，无法与国际金融集团抗衡。
由于产业大量外移，银行业从企业获得的利润大幅减少，再加上同业竞争激烈，于是纷纷转向消费金融业务，大力推销信用卡和现金卡，造成了市场上信用卡泛滥。到2006年，台湾人口2300万，但是发行的信用卡却达到了4511万张，平均每人拥有两张信用卡。信用卡的滥发意味着全社会产生了巨额的消费信贷，刺激了消费增加，造成了虚假的消费繁荣。2001年到2006年，台湾人均收入增加不到3000人民币，但是人均消费信贷债务却增加了14000人民币。
2005年十一月，台湾双卡风暴爆发。消费者无力偿还巨额个人债务，成为了负债沉重的“卡奴”。银行无法收回贷款，产生了大量的呆账坏账，利润急剧下降甚至面临亏损。据麦肯锡估计，2005年到2007年台湾打掉了约3800亿元的呆账。另外，由于消费者将大部分收入用于还款，以及银行为了减少损失紧缩消费信贷，民间消费受到了严重冲击，经济增速再次下滑。
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经济增速仅为4.3%，明显低于李登辉时期的8.8%。台湾GDP占大陆的比重进一步下滑，从2000年时的27%下降到了2008年的9%。亚洲四小龙已经名不副实。
六、马英九时期（2008-2016）：大势所趋的无奈
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以765.87万张票（58.45%得票率）击败民进党的谢长廷，并于2008年5月20日就任，意味着国民党再次掌握政权。2009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举行党主席和党代表选举，马英九当选国民党党主席。马英九上台后，很快确认了“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两岸协商交流频繁，签订了ECFA协议并实现了“大三通”，创造了“六十年来两岸关系最和平稳定的时期”。201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习马会”，这是两岸领导人66年来的首次会面，全球瞩目，将两岸关系带向新的境界，具有重大深远的历史影响。“习马会”后，国台办与台陆委会之间开通“两岸热线”，使两岸双方能够就重大关切事项尽速沟通，前所未有。
马英九上台这一年，也就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台股暴跌，经济增速再次跌为负数。
由于台湾对大陆经济依赖度不断提高，2010年10月，台湾与大陆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这一协议被马英九视为促进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目的是免除台湾商品在大陆的关税，扩大台湾商品占有率。同时，台湾也必须减免对大陆产品的关税，并对大陆开放市场。ECFA的签订毫无疑问加深了两岸经济的进一步交流合作。2001年，台湾对大陆出口总值仅为49亿美元，到了2013年已经达到了817亿美元。
马英九竞选期间曾提出“633”的口号，即“平均每年经济成长率6%、失业率降至3%以下、2016年人均所得达3万美元”。马英九虽在任内努力拼经济，也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最终未能达成目标。
马英九任内，台湾平均经济增长率仅2.81%，失业率则为4.47%，“633”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这成为绿营嘲讽马英九最厉害的标靶。此外，岛内投资状况不佳，产业结构调整并未成功，贫富差距较大，房价高，青年人薪资低、失业率高等问题确实存在，再加上马英九当局不善宣传，与民众沟通不足，而绿营和绿媒则大肆渲染、传播马当局的负面信息，使得岛内民众普遍对经济现状不满。。台《天下》杂志2016年1月民调显示，79.9%的台湾民众对于台湾经济的表现不满意，92.5%认为台湾贫富分化严重，60.1%对未来发展感到悲观。
七、蔡英文时期（2016至今）：虚有其表的复苏
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正式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成为台湾地区首位女性领导人，民进党再次击败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2020年1月11日，蔡英文当选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由于全球经济自2016年下半年起逐渐复苏，对外向型的台湾经济景气产生了一定刺激效果，使低迷的台湾经济出现好转，摆脱了“保一争二”的窘境。但是实际上，台湾经济的表现依然平庸。
一是经济增长不佳。2016年-2019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2.40%、1.90%、1.70%、2.70%，均低于全球平均经济增速。近几年来，无论是经济增速还是人均GDP，台湾在亚洲四小龙中均敬陪末座，已经难以再和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齐名。
二是产业结构转型无力。台湾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干、制造业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经济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地区便陷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慢、产业竞争力衰退的窘境。一方面，服务业比重高、规模大，但发展水平较低，无法担当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另一方面，制造业发展则主要集中于电子产业，产业结构单一，增长能力差。
三是两岸关系恶化了台湾经济。蔡英文上台后，两岸关系不断恶化，岛内政局动荡频繁，岛内投资环境恶化。而且蔡英文还实行弱化两岸关系的政策，限制大陆资本投资台湾，两岸经贸交流不断紧缩。而且蔡英文当局有意制造大陆游客入岛障碍，使得作为台湾经济主体的服务业备受打击。2019年7月31日，文旅部宣布全国暂停赴台个人旅游签证，更是让台湾服务业雪上加霜。
八、总结
总的来说，台湾经济经过了发展农业和初级工商业、振兴以电子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制造业、产业外移与服务业为主三个阶段。从蒋介石到蔡英文，台湾一共经历了六位领导人，历任领导人当政期间台湾经济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机遇和挑战。台湾经济是兴于蒋介石，盛于蒋经国，成于李登辉，衰于陈水扁，最后败给了金融危机。
蒋介石时期台湾的发展环境应该是最好的，土地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没有严重的政局动荡，美国的经济援助又让台湾获得了足够的“本钱”。
到了蒋经国时期，经济对外严重依赖的弊端就表现出来了，石油危机下台湾出口锐减。美国对台湾的援助不再，而后又玩起来贸易保护那一套，大难临头只顾损人利己。蒋经国当局先是建造了足够的基础设施，然后看中了高科技产业的潜力，台湾引以为傲的电子产业开始发展起来。
李登辉上台结束了蒋家父子的独裁统治，此时他面临的问题主要来自于岛内。他延续了前任政府重视高科技产业的做法，台湾电子产业继续迅猛发展，在世界市场上独占鳌头。也是在这一阶段，台湾开始出现产业转移，对外投资不断加大的现象。尽管李登辉是“台独”的始作俑者，但是两岸破冰使得经贸交流增加，台商投资开始向大陆转移。
陈水扁执政意味着台湾政党轮替，民进党登上政治舞台。陈水扁继续推进“台独”政策，两岸关系依然紧张，以至于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反国家分裂法》以法律形式反击陈水扁。尽管如此，在这一阶段两岸还是实现了“小三通”。台湾经济再次受到外部冲击，迫于911事件带来的经济衰退压力，陈水扁放开了对大陆投资的限制，并做出不小的牺牲来加入WTO。台湾经济搭上了大陆的顺风车，对大陆依赖度不断提高。但是产业外移和加入WTO带来的挑战引爆了“双卡风暴”，台湾还是为虚假的消费繁荣付出了代价。
马英九上台后，国民党重新执政，两岸关系迎来了“回暖天”。《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得以签订，“大三通”真正实现，两岸经贸交流更加密切。但是马英九凭一己之力无法阻挡2008年金融危机的摧残，台湾经济继续下滑，这也成为其下台的重要原因。
台湾属于高度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对外贸易几乎决定了台湾经济的生死。最开始依赖于欧美市场，随着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危机上下起伏，后来渐渐依赖于大陆，搭上了大陆经济顺风车。因此，台湾对大陆经济依赖度越高，两岸发展差距越大，大陆在两岸关系上的话语权也就越大，两岸统一的可能性也就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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